作者：王睿恆，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來源：《美國研究》2020年第1期
【內容提要】喬治·凱南是美國冷戰初期“遏制戰略”的締造者和蘇聯問題專家，對美國外交決策產生重要影響，特別是在他擔任國務院政策規劃室主任期間。但是，由於對中國社會和歷史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瞭解，凱南眼中的中國雖然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卻是一個“自大排外”“自私冷酷”又“不講原則”的古老民族。這種負面的中國印象直接影響了喬治·凱南對 中美蘇三國關係的定位以及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喬治·凱南的文化教育背景、好友小約翰·戴維斯的影響及其信奉的現實主義政治理論是影響他的中國觀的主要因素。
喬治·凱南(George F.Kennan，1904~2005)是冷戰初期美國對蘇聯陣營實行“遏制政策”的提議者和設計師，在1947年至1949年擔任國務院政策規劃室(PolicyPlanning Staf)主任期間管對美國外交政策產生直接影響。此後，雖然喬治·凱南離開了國務院，但作為重要智囊並憑藉著書立說，他始終活躍於美國的對外政策舞臺。
國內外學者對喬治·凱南的研究已相當深入，形成了所謂的凱南學(Kennanolo-gy）。但是，關於“凱南的中國觀”的系統研究並不多見，部分著作僅把它一筆帶過。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喬治·華盛頓大學客座教授保羅· J.希爾(PaulJ.Heer)在2018年出版的著作中研究了喬治·凱南對美國東亞政策的影響，對其制定的中國政策做了專門探討；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張小明教授也管著文分析1947年至1949年間影響喬治·凱南對華看法的因素及其對華政策主張；波士頓大學歷史系的大衛·邁耶教授(David Mayers)和聖母大學歷史系的威爾遜·D.米斯坎貝爾教授（WisonD.Miscamble)都強調了"中國通"小約翰·戴維斯(John P.Davies，Jr.)對喬治·凱南的對華認識產生過重要影響；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在討論戰後初期美國的遏制戰略和對華政策時，提及喬治·凱南的看法。然而，學界對喬治·凱南中國觀的研究仍是不全面的，進一步探究其對中國的整體看法有助於理解冶戰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思想根源和現實主義外交思想的內在邏輯。
本文主要依據喬治·凱南的回憶錄、日記、著作、訪談、傳記以及美國政府外交檔案檔案集，著力探討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中國的看法，特別是喬治·凱南對中國人性格的整體看法、對中美蘇三邊關係認知的演變及其中國觀的由來。
一、關於中國的民族性格
喬治·凱南不懂中文，對中國沒有長期而深入地接觸。他第一次來到中國已是1980年，短暫停留數日。可以說，在喬治·凱南的腦海中，中國長期以來只是一個空泛而籠統的存在，沒有具體的影像。他管多次強調"我並不瞭解中國"。關於中國知識的貧乏正是喬治·凱南中國觀的主要特點之一，這常常導致他偏激而片面地看待中國，進而影響他對中美蘇關係的判斷。這首先體現在他對中國的民族性格的看法上。
1946年2月22日，含有對蘇聯民族性格經典論斷的長電報成為喬治·凱南一生的重大標誌。這封電報的佈局，首先是剖析蘇聯對戰後問題看法的基本特點和形成背景，然後提出政策建議，即後來所謂的"遏制政策"。喬治·凱南在這封長電報中從歷史和傳統兩個角度剖析了蘇聯人的心理，認為蘇聯自以為生活在"資本主義包圍之中"，不可能與西方世界保持永久的"和平共處"，而這種"神經質"的世界認知來自於"俄羅斯傳統的、本能的不安全感"，他們"唯恐俄國人知道外界的真相，或外國人瞭解俄國的內幕後，會產生什麼後果"，因此必須"徹底地置對手於死地"，而美國就是蘇聯安全的最大威脅。對俄羅斯民族性格及其世界觀的深入感知，是喬治·凱南處理蘇美關係的大前提。可見，他非常重視一個國家的民族心理對其外交行為的影響。這種認知模式同樣適用於喬治·凱南對中國的認知。在回憶冷戰初期美國的東亞政策時，喬治·凱南魯對中國進行過評價。
首先，他認為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是一種文明的創造者，具有高度的智慧和才能，但中國人和美國人是完全不同的。首先，中國人"天生自大而排外"。喬治·凱南眼中的中國人永遠認為自己是"天朝上國，"而其他的國家不過是蠻邦"。表面上，中國人文質彬彬甚至嚴肅莊重，但他們"從內心排斥外部世界"，對外國人和外國事務時刻保持戒心，特別不容易同非東方的外國人推心置腹。喬治·凱南還常拿同屬東方民族的日本和中國作比較，日本人雖然在人際交往中"笨手笨腳"，沒有中國人那般"世故老道"，但他們對待外部世界，特別是美國"更感興趣"，且富有"高尚真摯的良心和責任感"。這使得喬治·凱南一直對日本更有好感。在他看來，俄國是由於"自卑和不安全感"反對西方，而中國是因為"自大和懷疑排斥西方"。因此，中國和美國不可能建立類似西方國家之間的那種親善關係，就連中國和蘇聯之間也不可能存在長期的親密關係。這是他堅信中蘇矛盾不可避免的重要依據。
其次，喬治·凱南認為中華文明"侷限於表面"。他直白地批評中國人"表面上文明有禮"，可一旦利益受損，就會"翻臉無情"。雖然中國人具有很多優秀的品質，如勤奮、誠實經商、務實精明、政治敏銳，但在喬治·凱南眼中，中國"嚴重缺乏"西方基督教的兩大精神"恰憫之心和贖罪意識。"正因如此，中國人在他眼中變得"難以應對"。顯然，喬治·凱南的這種判斷先人為主地捋西方價值觀及基督教倫理作為評判是非曲直的標準，文明之間的區別被他視為中華民族的"性格缺陷"。
再次，喬治·凱南認為中國人"不守規矩"。基於他對中國有限的觀察，他認為，中國人通常"不會以書面形式確定實際的協議"，某些已經達成的協定會因為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而"隨意篡改"，並且"他們從不會在原則問題上做出讓步"。中國人總是"認為自己理論上永遠是對的，別人都是錯的。"這種"自大自私"的表現，是喬治·凱南認為中國"很難與外國發展良好關係"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後，喬治·凱南痛恨中國人對美國人的"腐化"。無論是19世紀美國傳教士和商人的在華經歷，還是在美國為蔣介石政府遊說的院外援華集團，都被喬治·凱南視為"腐化"和"愚弄"美國民眾的典例。回顧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的中美關係史，喬治·凱南甚至為中國革命驅逐西方人而鼓掌稱道，因為自此之後中國人手中再沒有可做"人質"的美國人了。喬治·凱南將少數人的行為一股腦地當作中國人的普逼特點，認為中國有"腐化"美國社會的危險，美國必須和這樣一個謀求"面子"和"威望"的國家保持距離，以保護自身的純潔不受汙染。的確，貪汙受賄、腐化墮落、不守規則都是中國舊社會的痼疾。但是喬治·凱南對中國人性格的看法過於片面和消極，沒有看到其積極的一面，如中國人的禮義、仁愛、孝悌、堅韌和勤勞等。
概言之，喬治·凱南對中華民族性格的總體認知是：一個"自以為是""疑外排外""膚淺冷醋""不守規則"且"腐化墮落"的東方古老民族，魯有輝煌而文明的過去，卻"無光明而強盛的未來"，無論是美國還是蘇聯都不可能與之建立長久親密的關係。喬治·凱南對中國的評價建立在實力和西方價值觀的雙重標準上，從冷戰初期到20世紀末，他對中國的總體印象並沒有發生質的改變。喬治·凱南在1996年的日記中依然寫著類似的判斷，中國人"與人交往時一旦利益相悖則極為無情，實際上這是源於對外國人的恐懼"我看不到與這個國家建立更親密的政府關係能帶來什麼好處"。
二、關於中美蘇三邊關係
喬治·凱南對中國的整體看法，影響了他對中美蘇三邊關係的判斷。在喬治·凱南看來，中美關係、中蘇關係和美蘇關係三者環環相扣，但重心是美蘇關係，中國是兩極格局中的一枚"棋子"。隨著世界形勢的變化，喬治·凱南的看法有所變化，但他對中蘇之間隱含矛盾的論斷不管改變，並反對中美建立更為緊密的關係，這是喬治·凱南思考美國外交戰略的基礎。喬治·凱南對中美蘇三邊關係的認識體現在他對如下幾個重大事件的反應和應對上。
（一)中東鐵路問題
喬治·凱南對中國歷史的瞭解始於他對中東鐵路問題的研究。從1896年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給予俄國在中國東北修建鐵路權開始，俄日在東北地區的利益爭奪持續了半個多世紀。作為一名蘇聯問題專家，這段歷史是他了解中蘇矛盾和中美關係史的一個視窗，他意識到"東亞是俄國和西方開始產生利益衝突的戰場之一"，莫斯科與西方的關係將受到它與東方國家交往經歷的影響。
喬治·凱南對中東鐵路歸屬問題的基本認識是：俄國革命之前，中東鐵路是俄國政府控制中國東北的工具。1919年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宣佈廢除不平等條約，歸還中東鐵路，是為了防止中國給予高爾察克海軍上捋援助。一旦沙俄的殘餘勢力在內戰中落敗，蘇聯就開始反悔當初的慷慨，再次與日本對中東鐵路經營權展開激烈爭逐。中國的東北、外蒙和新疆是俄國自我保護的完美屏障，中俄交界帶長期以來都是火藥味瀰漫的地方。因此，喬治·凱南清楚地認識到中俄領土之爭不僅是兩個國家難以解開的歷史心結，還會不斷被牽扯到未來的兩國關係中，成為中蘇關係的障礙。俄國的大國沙文主義作風不只是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原因之一，也是新中國成立後中蘇矛盾的潛在根源。在冶戰中充分利用這一矛盾，必將使美國從中受益。
與此同時，喬治·凱南對美國在中東鐵路問題上秉持的"門戶開放"政策不以為然。他直白地批評該政策根本不適合中國的現實，美國政府根本無意履行維護"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的義務，反覆宣告這一原則無助於解決各方的利益衝突"戶開放主義"的含義"既不清楚又不精確"，很容易引發混亂的聯想，從而引起俄日不必要的仇視。這種將美國國內的法律觀念和道德原則移植到國際領域的做法，恰是喬治·凱南所堅決反對的外交方式。因此，關於中東鐵路問題的認知，成為喬治·凱南判斷未來中美蘇三邊關係的基礎。
(二)中國內戰
中國內戰是喬治·凱南討論最多的事件之一。特別是1947年至1949年期間，喬治·凱南作為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室主任，在其助手"中國通"戴維斯的幫助下制定了多項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檔案，代表了這一時期國務院在對華問題上的主流意見。總體而言，喬治·凱南對中國內戰的看法從屬於他整體的遏制戰略藍圖。在他眼中，戰後初期的中國根本"無足輕重"，因為它積貧積弱。與管經試圖扶植中國成為戰後"四強"之一的羅斯福總統不一樣，喬治·凱南魯多次強調，中國"資源匱乏"，顯然"不是一個強國"，而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也不會成為一個強國，這是發展中美關係的現實基礎。在以實力論英雄的喬治·凱南看來，戰後中國沒有潛力發展"具有一定規模的兩棲作戰能力"，其軍事影響力在短期內不可能超出"亞洲大陸之外"。
與同屬遠東的日本相比，後者在未來世界政治發展中的潛力將"遠勝"中國。即使中國大陸"為共產黨全部控制'"也不太可能一直處於蘇聯的控制之下"。在這樣的認識下，中國一直都不是喬治·凱南設想的遏制政策的核心。在1946年至1947年的"長電報"和外交》季刊上發表的"X"文章裡，喬治·凱南沒有描畫具體的遏制區域，只是概略地稱美國應該"在凡是有跡象表明蘇聯人侵犯世界和平與穩定利益的臘和土耳其，但不包括中國。在他看來，中國屬於美國可以完全放棄的地方，它"不會對世界整體和平造成悲劇性影響"，而援助其食物、衣物以解決它的社會問題，很可能要"超出整個世界全部資源的總和"。因此，喬治·凱南在1947年力排眾議，建議美國政府削減對蔣援助。
1947年的美國，正處於是否更深層卷人中國內戰的關口。馬歇爾調停失敗後，美國開始重新評估對華政策，國務院和軍方的觀點產生重大分歧。1947年6月舉行的參謀長聯席會議商討拯救蔣介石政權問題，一致的看法是中共軍隊是"蘇聯政策的工具"，應該讓杜魯門主義適用於中國，擴大美國對華經濟和軍事援助。但從中國鎩羽而歸的國務卿馬歇爾仍有疑慮，他捋此事交給喬治·凱南負責的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室研究，就是希望尋找一種新的中國政策。1947年11月3日，喬治·凱南在呈交馬歇爾的備忘錄中建議，不應在中國適用杜魯門主義，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是美國一次嚴重的挫折，但"並非一次重大災難"。杜魯門政府應該只擴大必要的援助以撫慰那些國內的批評者，防止國民黨政權的即刻崩潰，但不應超出這一臨界點。喬治·凱南的這一建議得到馬歇爾和總統的認可。1948年初，杜魯門要求國會撥款5.7億美元非軍事援助給國民黨政府，這一數額經國會削減後，最後變成了4.36億美元，遠低於國民黨政府及美國軍方的要求。國會表決前，馬歇爾在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上的一番陳詞顯然受到喬治·凱南的影響"我們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軍事上，都不可能接管中國政府正在持續的敗局，這將浪費我們在更加重要地區的力量。"1948年4月，美國國會最終通過了中國援助法》China Aid Ac)。可見，在減少對蔣援助這一美國對華政策的關鍵性轉折上，喬治·凱南不顧美國軍方和院外援華集團的堅決反對，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喬治·凱南而言，一個政治分裂、經濟混亂的中國不可能對美國造成威脅，美國甚至可以徹底拋棄蔣介石。1948年2月，他在為馬歇爾寫的一份綜合回顧美國承擔責任的報告中稱，美國執迷於重塑中國的理念太久，在亞洲大陸上已經"大規模的過度擴張"，以致目標遠遠超越了它的手段，政策規劃室的任務就是決定東亞到底哪些地區"於我們的安全絕對關鍵"。顯然，中國不在喬治·凱南畫下的核心圈內，而日本才是他心中可以穩定東亞局勢的基石，他在扭轉這一時期美國對日政策從懲治日本轉向扶植日本的過程中，亦發揮了關鍵作用。
時至1948年下半年，隨著中共領導的解放戰爭節節勝利，美國決策者開始認真考慮轉變政策，逐步從中國"脫身"，但在具體如何調整問題上依舊存在分歧，美國軍方仍堅持要求挽救蔣介石。在這種情況下，1948 年6月底發生的蘇聯主導下的共產黨情報局公開譴責南斯拉夫共產黨事件，讓喬治·凱南關於"共產主義不是鐵板一塊"的論斷迅速成為美國政府的共識。喬治·凱南開始利用鐵托的"叛變"為其對華政策主張辯護，並預言中蘇必將反目。1948年9月，他在美國國防學院的演講中開始明確界定遏制重點的範圍，即"五大工業一軍事中心"：美國、英國、德國、蘇聯和日本。他認為，中國的"陷落"不會對美國的利益構成重大危害。這一戰略判斷，是喬治·凱南提出美國應從中國大陸逐漸"脫身"的政策根源。
1948年9月7日，喬治·凱南領銜的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室提交了名為《重新審查和制定美國對華政策》的PPS/39號檔案。檔案聲稱，蔣介石政權失敗的原因，是由於日本的軍國主義、國內共產主義革命和國民黨無力解決的中國政治經濟問題，與美國沒有關係。繼續承認蔣介石政權只會拖累美國。喬治·凱南拒絕繼續援蔣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美國武力直接干涉將加劇中國人民的反美情緒，，掀起民族主義浪潮，並迫使中間派和傳統仇外的中國人加人到中國共產黨陣營；其二，美國實力有限，美國政府不可能、也不應該把美國有限的資源和威望都用在蔣介石政權身上，後者的消失不過是一個"時間長短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喬治·凱南認為蘇聯並非真心實意地支援中共，美國應該伺機在中蘇之間打進"楔子"。在他看來，蘇聯根本沒想到，也不想看到中共能夠這麼順利地"控制"全中國。鐵托同志啟發性的逃學"，已經在克里姆林宮領袖的心中播下懷疑的種子，與鐵托相比毛澤東掌控中國最高權力的時間十倍於他"，更有可能也更有希望帶領中國獨立於蘇聯。因此，不應過高估計蘇聯對中國的支援程度。1948年11月，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室撰寫的PPS/39/1號檔案也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在大陸取得勝利的主要因素在於"中國中央政府的弱點與腐敗"，然後才是莫斯科的道義支援與意識形態鼓勵，蘇聯對中共政權的實際幫助並不大。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資中筠所說，從此時開始喬治·凱南提出的對華政策目標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從"盡力阻止中共在中國取勝"，轉變為"盡力阻止中國變為蘇聯的附庸"。
在這種情況下，喬治·凱南提出等待"塵埃落定"的"脫身"政策，建議美國政府耐心等待世界局勢更加清楚的一天，特別是中蘇關係的明朗化。在此之前，美國的對華政策都必須是靈活且富有彈性的。未來的中國將動盪不安，美國不能再"選邊站"，而是要"及時止損"。喬治·凱南的建議得到杜魯門政府的重視。1948年10月13日，PPS/39號檔案演化而來的NSC34號國家安全委員檔案印發給相關部巾討論。然而脫身"政策遭到美國國會同情蔣介石政府的議員和院外援華集團的圍攻。國防部長詹姆斯·V.福萊斯特(JamesV.Forrstal)嚴厲批評喬治·凱南放棄中國的政策等於"美國沒有對華政策"，它將導致西方在遠東的立場徹底地翻轉。考慮到國內激烈的反對意見，馬歇爾沒有立刻向杜魯門遞交喬治·凱南草擬的總統宣告，宣告"目前中國發生的事情不會因為美國實際能夠提供的任何援助方式而發生變化抑或是受到實質性的影響"，但他保留了進一步對此事進行研究和探討的空間。
1949年初，國民黨的潰敗在即，喬治·凱南嘗試說服剛剛接替馬歇爾擔任國務卿的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mn)相信，中共的勝利未必就是克里姆林宮的勝利。
艾奇遜在喬治·凱南的諫言下，也寄希望於"鐵托主義"能夠在中國生根發芽。1949年2月底，他提請杜魯門批准基於PPS/39撰寫的NSC34/2號檔案，讓美國"通過政治和經濟手段"利用中國共產黨人和蘇聯之間以及斯大林主義者與中國共產主義體制內外的其他因素之間的"任何一條裂縫"。該項政策最終得到杜魯巾的批准。
作為國共內戰的產物，臺灣問題在喬治·凱南心中的地位卻與大陸不同。喬治·凱南對臺灣的看法從屬於他的"環形防線"(defensive perimeter)戰略。他認為美國的實力有限，不可能四面出擊，因此應該利用其海空軍力量在遠東建立"環形防線"，通過防守沖繩和菲律賓等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沿海島嶼，同時避免承擔大陸義務的方式來"保障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至於中國內陸，美國沒有實力也沒有必要出兵干預。1949年7月，喬治·凱南管單獨提交備忘錄討論臺灣和澎湖列島的歸屬，提出美國應該帶著"決心、速度、冶酷和自信"捋臺灣島上的國民黨軍隊逐出，直接出兵佔領，以防止位於"環形防線"上的臺灣落人"紅色中國"和蘇聯之手。顯然，喬治·凱南的建議字《開羅會議》的精神背道而馳，很可能引起中美戰爭乃至美蘇衝突。因此，表達該意見的PPS/53號檔案以喬治·凱南個人名義提交，且在提交當天凱南就撤回了它。多年之後，喬治·凱南將這個主意歸因於他的遠東事務顧問戴維斯，可後者並不承認做過這麼"瘋狂的舉動"。事實上，"在國務院、五角大樓、中情局和麥克阿瑟日本的指揮部裡當時都魯討論過"關於如何趕蔣下臺並策劃一場臺灣分離運動，這樣既可以保住臺灣這個戰略要點，又不必卷人中國內戰的泥潭。
只是到了1949年夏，美國國內的援蔣聲音又甚囂塵上，這個策略就顯得不合時宜了。
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喬治·凱南對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感認識過於膚淺，他完全沒
考慮到中國人——無論哪個黨派——都不會容忍美國強佔中國的領士同一時期，喬治·凱南和戴維斯還在國務卿艾奇遜的支援下，協助撰寫了美國對 華政策轉折的標誌性檔案：《美國與中國關係：著重於1944年至1949年時期》(以上簡稱《白皮書》)，於1949年8月5日釋出。《白皮書》公佈了數百份美國對華政策的絕密檔案，旨在為美國失敗的對華政策辯護。美國國務院在文中急於把"丟失中國"的責任推到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政府身上，表明美國政府對蔣政權的幫助已是仁至義盡，用艾奇遜《附信》中的話來說"中國內戰不祥的結果非美國政府的控制所能及。"這些內容字措辭清楚地反映出喬治·凱南自1947年以來在中國問題上的看法，以及他所主張的"脫身"政策。事實上，早在1948年11月26日，喬治·凱南就管建議國務院出面整理、公佈涉及中美關係的背景材料，以消除公眾對中美關係的"困惑"與"誤解"，取得輿論支援。因此，喬治·凱南在推動《白皮書》出臺一事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白皮書》一經發表，立刻遭到美國國會和院外援華集團的強烈抨擊，喬治·凱南和戴維斯也成為被攻擊的物件。一位參議員指責喬治·凱南忽視中共政權帶來的"威脅"，並且有支援中共的意圖。戴維斯甚至被麥卡錫指控為"親共"，受到美國國務院忠誠調查委員會的審問，最終無奈地結束了外交官生涯。可是喬治·凱南生性固執，依舊堅持己見。他在回憶錄裡痛斥"國民黨院外援華集團不負責任地干涉美國外交決策的行為，終將造成美國的重大損失"。直到1951年，他在遞交國務院的備忘錄中仍然堅稱"失去中國"的主要責任在蔣介石本身"美國對中國事務插手越少越好"。邁耶教授管精闢地評價道"凱南的脾氣和原則讓他不可能妥協。他不會因需要而剪裁外交政策的模樣來避免國內政壇的騷亂和積累大眾的支援。"然而，朝鮮戰爭的爆發，讓喬治·凱南從中國"脫身"的政策徹底失去了輿論與高層的支援，美國再次陷人中國事務的泥沼。
（三)朝鮮戰爭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已經遞交辭呈的喬治·凱南被迫留下來應對危機。但此時喬治·凱南已經脫離了國務院核心決策圈，作為政策顧問和蘇聯專家，他的觀點常常得不到艾奇遜的重視。
1950年6月27日，喬治·凱南在向北約成員國大使闡釋美國政策時，透露了他對朝鮮戰爭最初的基本看法，即美國派兵干涉朝鮮戰爭，"並不是因為那裡有何等重要的戰略意義"，而是如果美國袖手旁觀"全世界的信心和士氣會受到極大打擊"。
他支援此時給予麥克阿瑟將軍在朝鮮半島的任何地方進行軍事行動的自由，但是他對美國最終目標的界定是有限的——即"將世界格局恢復原狀"，在半島南部恢復韓國統治。與朝鮮相比，喬治·凱南此時更關心的是確保臺灣"不落人共產黨之手"，他沒有捋臺灣單純當作中國問題的一部分，而是"整個遠東地區問題"的一部分。這種戰略上的主次安排，秉持了喬治·凱南一直以來對東亞"環形防線"的劃定。朝鮮和中國大陸一樣，都不是喬治·凱南的核心關注，因此他才建議艾奇遜把美國的戰略目標限定在恢復朝鮮半島原狀，而"不是收復三八線以北的任何土地"。
1950年7月局勢發生變化後，喬治·凱南開始進一步修正自己的觀點，堅決反對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他已經清醒地意識到，朝鮮的存亡關乎蘇聯人以及中國人生死攸關的根本利益，一旦美國帶領聯合國軍隊跨過三八線，很可能引起美蘇的正面衝突，導致無法預料的嚴重後果。喬治·凱南魯在一場新聞釋出會上警告說"蘇聯不會坐視聯合國軍越過三十八度緯線"什麼樣的後果都可能發生"，包括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可能直接出兵幫助朝鮮。此外，喬治·凱南還和老友戴維斯、賴因哈特(G.Frederick Rcinhard)聯名撰寫備忘錄遞交國務卿艾奇遜，重申他們的立場。然而，約翰·杜勒斯(John Dlles）、戴維·迪安·臘斯克(David Dean Rusk)及軍方都主張抓住這個機會，打到中朝邊境和中蘇邊境，徹底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喬治·凱南的看法在國務院內只佔少數。他多次向艾奇遜建言，卻無回應。果不其然，聯合國軍跨過三八線後，中國志願軍即以實際行動應驗了喬治·凱南的警告，渡過了鴨綠江。
朝鮮戰爭爆發後不久，美國政府內部還出現了是否支援新中國加人聯合國以便在聯合國框架下討論和解決朝鮮戰爭問題的大討論。1950年7月10日，印度政府提議聯合國接納共產黨中國為其成員，並且通過擴大安全理事會(吸收中國)的方法來解決朝鮮問題。對此，美國政府的主流持否定意見，只有喬治·凱南等少數幾人一反常態，支援中國加人聯合國和安理會的提議。在喬治·凱南來，俄國人是故意"利用其在亞洲的追隨者來對抗我們"，美國應該利用二者關係當中的弱點。喬治·凱南說服美國政府的理由有三：第一，深陷朝鮮戰爭泥潭不是美國真正的戰略利益所在，美國必須想辦法儘快脫身；第二，美國推動中國人常是離間中蘇關係的絕佳機會；第三，中國早晚都會加人聯合國和安全理事會，美國何不先行一步，取代蘇聯拉攏中國，同時還可以加速中蘇矛盾的惡化。喬治·凱南在中國人聯問題上務實靈活的處理方法，與20世紀70年代的尼克松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都突破了意識形態上的僵化。只是這一方案在美國反共的國內熱潮下無法形成共識。
與此同時，喬治·凱南也堅決不同意國務院內一些激進分子要求聯合國通過決議譴責中國共產黨為"侵略者"的做法。在他看來，美國政府不能把蘇聯和中國逼入死角，那會使聯合國軍內部，主要是英美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據喬治·凱南迴憶，他在華盛頓期間管有效地阻止了這股力量，但他離開國務院後，聯合國還是在美國的主導下於1951年2月通過了指責中國為"侵略者"的決議。
喬治·凱南對待中共相對和緩的態度並不代表他支援新中國。恰恰相反，喬治·凱南"對自己與中國人在觀念和倫理上的根本性衝突心知肚明"，他對英國駐美大使奧利弗·弗蘭克斯(Oliver Franks)說"站在西方國家利益的立場上看，中國是一個完全靠不住的國家"。但是作為一名職業外交官，喬治·凱南認為這些衝突都是可以通過"外交途徑"去解決的。然而，美國的公眾輿論與右翼勢力並不能理解這樣的政策，特別是後來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揚言過去是他"高估了喬治·凱南"，現在在他眼裡"凱南就是一個極度危險的人物"。這些批評讓喬治·凱南非常沮朝鮮戰爭激化了冷戰局勢，為美國四面出擊的全球遏制戰略提供正當性，新出臺的NSC68號檔案與喬治·凱南當初提出"長期耐心而又堅定、警惕地遏制俄國對外擴張傾向的政策"已經相去甚遠。在20世紀50年代初激烈的反共意識形態下，喬治·凱南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建議無法獲得政府的採納，反而被貼上同情共產主義的標籤。1950年8月底，心厭意合的喬治·凱南離開了國務院，開始轉型成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學者。
但是，離開華盛頓的喬治·凱南依舊對國務院具有影響力。在美蘇討論朝鮮停戰問題時，艾奇遜授意喬治·凱南與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馬立克(JacobMalik)通過非正式渠道溝通，探討停戰方案。當時喬治·凱南向後者表達了美國願意與蘇聯和中國和談的意願，並且從馬立克的談話中感到"蘇聯方面已經對朝鮮和中國共產黨施加了壓力，表明其願意接受停火協議"。因此，喬治·凱南敦促國務院馬上採取行動"直接達成停火協議"。在喬治·凱南看來，儘快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可以避免美蘇陷人直接衝突，如果美軍繼續挺進，而不是積極促成停火的話，他擔心"蘇聯方面除了親自介人之外，別無選擇"。喬治·凱南一直""對民主國家把武力作為推行外交政策有效工具的能力深表懷疑"。他一開始主張的遏制政策沒有明確排除軍事手段，但是軍事手段在他的遏制理論中的重要性卻越來越低。1948年蘇南關係破裂、1949年蘇聯第一枚原子彈試爆成功兩件大事讓喬治·凱南的思想發生重要變化。當他看到蘇聯問題有希望不通過軍事衝突解決時，他更傾向使用政治、外交手段解決衝突。因而，在朝鮮戰爭的和談階段，喬治·凱南積極推動美蘇之間達成停戰共識。
朝鮮戰爭結束後，美國國內的"恐華"反共"氣氛有增無減，一些政策精英甚至認為中國是比蘇聯更大的威脅。強硬的反共分子杜勒斯成為新一任國務卿，在杜勒斯的鼓動下，共和黨的外交戰略從"遏制"轉向"解放"，喬治·凱南也被新政府徹底拋棄。但是喬治·凱南對中國的戰略定位並沒有因朝鮮戰爭而改變，他始終認為中國不是一個工業和軍事強國，參加朝鮮戰爭的中國軍隊僅有兩到三年的經驗，美國無需誇大中國威脅。雖然，喬治·凱南關於"中國大陸政權不可能持久"的判斷為現實推翻，但是中國在他眼中依然只是"二等國家"，鼓勵中國的"鐵托主義"傾向才是遏制中國和蘇聯的重要手段。
(四)尼克松—基辛格的緩和外交
喬治·凱南對中蘇矛盾的認知，使他成為最早一批看到中美緩和可能性的人。
經過赫魯曉夫去斯大林化、波匈事件、中蘇論戰等一系列事件後，喬治·凱南更加堅信共產主義世界的多元化趨勢。1964年，喬治·凱南撰寫《應對共產主義世界》一書，深入探討了利用共產主義世界內部分歧的可能性。他堅信中共與蘇聯的敵對由來已久，且在斯大林死後和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逐漸表面化和激烈化。現在，原本"團結有序的一個社會主義陣營"已經變成了"相近的兩大意識形態共同體之間動盪不安的聯盟"，一方以蘇聯為首，而另一方以中國為首。
1965年，喬治·凱南在一篇研討會文章中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中蘇矛盾的來由及其對美國的影響。他認為，一方面，中蘇兩國曆史上對待西方的態度就不一樣。俄羅斯民族是一個東西方文明的結合體，因此對待西方的態度是愛恨交織。
而中國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古老民族，在英國開啟中國大門之前，中國受到西方文明的影響非常小，因此之後想要擺脫西方模式的慾望愈加強烈。喬治·凱南認為，這是蘇聯和中國在冷戰中對待西方國家態度有所差別的一個重要原因。即使在冶戰最激烈的時期，美蘇之間都未管中斷外交關係，相比之下，中國對待西方的態度更具"挑釁性"。另一方面，喬治·凱南認為中國人和蘇聯人也有共性'兩者都在斟酌事宜時有絕對保密的習慣，都對內部安全事務有一種過度的敏感"，這就阻礙了中蘇之間開誠佈公地達成堅實可靠的諒解。也就是說，中蘇兩國間互不信任、"秘密外交"的特點，導致兩個國家經常會溝通不暢或產生誤解，以致原有矛盾進一步惡化。這是中蘇矛盾複雜多樣且不可避免的原因。
喬治·凱南還認為，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蘇聯領導人已經表現出了要和西方改善緊張關係的跡象，可是中國人"不願接受"，反而做出更激進的反美姿態來"恐嚇"蘇聯。中國人把蘇聯與西方改善關係的行為當作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的背叛，對共產主義道路的修正，質疑蘇聯的領袖地位。中共對蘇聯在共產主義世界的權威的"公然挑戰"，一方面迫使蘇聯不敢和西方走得太近；另一方面，導致中蘇矛盾的進一步惡化。喬治·凱南建議美國應該小心翼翼地處理中蘇關係和"維持長期的、建設性的、健康的中美關係"。可以說，喬治·凱南對中蘇矛盾的一系列論斷及要求美國政府重建中美外交關係的建議，是20世紀70年代中美緩和的先聲。與喬治·凱南同屬現實主義外交家的基辛格，恰是抓住中蘇交惡的契機，幫助尼克松打出中國牌。喬治·凱南即將基辛格1971年訪華視為美蘇關係緩和時期的開端。
然而，當尼克松真正打出"中國牌"制衡蘇聯之時，喬治·凱南又提出警告：美國政府在處理中美關係問題上一定要審慎小心，不能把這種關係推得太遠太快。喬治·凱南對中國民族性格的偏見使他認為中國人肯定會在許多方面"有所保留"，所以"我們"也不能一開始就和盤托出。既然中國和美國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國家，那麼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的地方不必勉強。此外，，喬治·凱南強烈反對美國利用"中國牌"打擊蘇聯，因為這會把美國卷人和美國利益毫不相干的中蘇衝突之中。喬治·凱南秉持的現實主義原則是"同某一個第三國的關係不好，永遠不應該、實際上也永遠不會以犧牲另一政府對美國的友誼為代價；反之，也不應該把這種友誼作為(同第三國)關係不好的一種獎勵或鼓勵。"對美國來說，蘇聯的重要性遠高於中國，因此千萬不能竊喜於短暫的勝利，而損害美國的長遠利益。
在喬治·凱南眼中，美國只要和中、蘇兩國同時保持適當的外交關係，坐山觀虎鬥，就能使美國的利益最大化。而尼克松一基辛格的緩和外交，正是一次這樣的嘗試。耶魯大學外交史專家約翰·加迪斯(JohmCaddis)認為，喬治·凱南和基辛格在國際關係上的看法有諸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把美國的利益界定為在一個多元世界中維持權力平衡，都堅信美國的國家力量有限，必須區分核心利益字邊緣利益，而中國的重要性被意識形態誇大了。在加迪斯看來，尼克松和基辛格對權力平衡的重視和關於世界多元化發展的論斷，乃是某種程度上對20多年前喬治·凱南的五大中心理論的迴歸。正因如此，在基辛格擔任國務卿一年之後，喬治·凱南感慨地說"亨利比國務院魯有的任何一個人都更理解我的想法。"可見，喬治·凱南和基辛格在中美緩和的問題上有著高度一致的看法。事實上，基辛格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與字國務卿期間，一直與喬治·凱南保持著不間斷的聯絡。
中美關係緩和之後，喬治·凱南對新中國政府的評價開始有所變化。1977年，喬治·凱南出版了《當前美國對外政策的現實：危險的陰雲》一書，把新中國手此前的中國政府相比，認為以往的美國傳教士和商人都在舊中國走極端，不是毫無道理地對中國人冶嘲熱諷，就是神氣十足地感情用事，以恩人自居。在他看來"毛澤東時代的建設性特點之一乃是把這批美國人從中國社會中驅逐出去，並使我們之間的關係恢復到目前條件下最合適的狀況：只限於政府間責任代表們的往來"。從冷戰初期開始，喬治·凱南設想的中美關係理想狀態就是剔除不切實際的情感和意識形態因素，維持正常的官方往來。
三、影響喬治·凱南的中國觀的主要因素
與絕大多數生於20世紀初的美國人一樣，喬治·凱南與中國直接接觸的機會非常少，他對中國的瞭解是有限的、不全面的。作為一名職業外交官，喬治·凱南對中國的看法某種程度上代表了20世紀美國官員眼中整體的中國印象，即便他的知識面和洞察力超乎眾人之上，仍舊擺脫不了那個時代文化字意識形態的侷限。總體來說，喬治·凱南的中國觀建立在西方價值觀和自由主義精英教育的基礎上，受其好友"中國通"戴維斯的影響，同時遵循著現實主義政治理論。
1904年，喬治·凱南出生於美國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的一個典型的白人中產階級家庭。他的家族具有濃厚的盎格魯-撒克遜色彩。喬治·凱南魯驕傲地稱，家族裡沒有一個人不是純正的盎格魯-撒克遜血統。他的父親是一名優秀的稅務律師，嚴肅刻板。母親早逝，因此喬治·凱南從小就性格孤僻，缺乏安全感，對外部事物異常敏感。與此同時，喬治·凱南又是一個清教傳統家庭下長大的孩子，家中有大量藏書，家族裡"沒有粗鄙之人"，親戚們大多知識淵博、見多識廣，其中一位老喬治·凱南還是"俄國通"。用喬治·凱南的話說，他的祖上沒有人是"僱傭工人，"因而對馬克思主義的內涵無法產生切身的感知"。而自由、平等、民主這些西方主流價值觀自然而然地成為他的意識形態底色。13歲時，喬治·凱南被送人附近一所軍事寄宿學校，開始接受嚴格的封閉式教育。這所學校所倡導的勤奮、自立、虔誠的精神突出地體現在長大後的喬治·凱南身上。可以說，他的童年時代生活在白人中產家庭的精英夢裡。
1921年到1925年，喬治·凱南進人普林斯頓大學學習，接受了良好的歐洲歷史和國際政治教育。20世紀20年代的普林斯頓大學是一個東部富裕學生集中的私立大學，匯聚了美國社會未來的精英。從密爾沃基風塵僕僕趕來上學的喬治·凱南自然受到東部學生的排擠和歧視，多年之後，他管傷心地回憶道"我是沒有希望的粗魯的中西部人。我根本不知道該如何同那些東邊來的男孩們打交道"。沉默的喬治·凱南在大學時代並不突出，但是通過約瑟夫·格林(Joseph Creen)教授的啟發，他開始對氣候、地理、人類文明的特徵等問題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此後，喬治·凱南開始專注於國際政治的學習，他基於地緣政治和權力制衡的現實主義外交理論從此時打下基礎。同時，孤獨、受排擠的大學生活也塑造了喬治·凱南內向、固執、自傲而又自卑的性格特點。
大學畢業後，喬治·凱南在1926年考上外交官，成為"美國國務院第一批專門訓練的俄國問題專家之一"。以1924年出臺的《羅傑斯法》(Rogers Act)為標誌，此時的美國正處於外交官職業化的新時代。19世紀的美國奉行孤立主義政策，外交隊伍由東部上層人士組成，被稱為老朽無能的"形式主義外交官"和"穿條紋褲子的毛孩子"。進人20世紀之後，隨著美國國際地位的轉變，以約瑟夫·格魯(Josef Glew) 為首的一批上層進步人士開始尋求外事系統的改革，建立一支專業化的外交精英隊伍。喬治·凱南既是第一批外交官考試通過的幸運兒，也是專業化教育的傑出成果。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和革命後的蘇聯給喬治·凱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對極權政體的憎惡連帶到對共產主義的態度。他認為，此時的蘇聯和歐洲共產黨並沒有把意識形態當作真知和至高無上的原則，只是利益和權力的幌子而已。1927年11月7日，喬治·凱南在德國漢堡的街頭偶遇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遊行，那些衣衫襤褸的示威者在他看來皆是"莫斯科的跟班"，受到"紅色旗幟和革命儀式的欺騙"。這些人的"理想主義"熱情雖值得同情，但就共產主義本身而言喬治·凱南無法產生認同。1928年3月，喬治·凱南參加了新成立的蘇聯問題專家培訓班，在德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俄語和俄國的歷史與文學，併成為喬治·凱南家族的第二位"俄國通"。培訓班的負責人是喬治·凱南在國務院東歐處的老上司凱利。凱利本人"對沙皇時代文化的熱愛"反對布林什維克的態度"及對蘇聯政權"意識形態策略的蔑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的學員們。三年學習期間，喬治·凱南首先要在愛沙尼亞首都塔林的領事館和拉脫維亞首都里加的公使館工作一段時間，這兩處都是美國針對蘇聯的"監聽站"——正如20世紀50、60年代美國在香港監聽中國大陸。這讓喬治·凱南對蘇聯體制有了更近距離的觀察。他認為蘇聯制度和美國製度之間"不可能存在中間地帶或妥協的餘地"，它們"甚至不能共存於同一個世界"，一方的崩潰是早晚的事。1934年至1937年，喬治·凱南被調到莫斯科，目睹了"大清洗"運動後，更是叱其為"法西斯主義"。可見，喬治·凱南早期在歐洲和蘇聯的工作和學習經歷，讓他對共產主義運動形成了非常負面的看法，他那時就已經固執地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體系根本對立、無法共存，同時也觀察到蘇聯與東歐國家之間關係的微妙，這些觀點直接影響了喬治·凱南對新中國的看法。
職業外交官生涯還促使喬治·凱南成為"精英外交論"的主張者。在喬治·凱南看來，一個國家的外交決策者應該是一群超然、合靜的政策分析專家，憑藉職業外交官的"遠見卓識和經驗"，來準確把握國際事務的現實。這些理智的精英字情緒化、易受煽動、有偏見的大眾形成鮮明對比。但是，喬治·凱南的"精英外交論"有一個錯誤的前提，即假定外交專家是一群"沒有思想包袱的超人"，不受任何意識形態、傳統價值、民族偏見和美國文化的侵染，不受國會和新聞界以及各種利益集團的影響，也不考慮黨派利益與個人政治前途，僅把國家利益放在所有考慮的中心，外交決策不過是一個簡單化的國家利益計算題。這顯然脫離了現實。美國文化是影響美國人對國家利益界定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意識形態"透鏡"。所有人的判斷，，精英也不例外，都會受到文化和既有價值觀的影響。完全的價值中立是不存在的。喬治·凱南自身也受到美國非正式意識形態的影響，比如美國自由民主價值觀、白人種族優越論，以及對所謂的"極權主義"的痛恨等。這導致他對蘇聯的看法極其負面，對中國也抱有偏見。
另一方面，從教育背景和早期工作經驗可以看出，喬治·凱南的研究重點是西方世界和蘇聯，他學習運用的外交理論也主要針對歐洲大陸以及俄國。1948年之前，喬治·凱南在日記中只一筆帶過地提及中國一次，對於東方世界他既陌生，又缺乏興趣。這種不均衡的知識結構造成兩個後果：一是喬治·凱南考慮國際事務時會自然而然地陷入西方中心論的思維定式，重歐輕亞，忽視中國的重要性。以致他後來發表意見，只要提及中國，總會連帶美蘇，彷彿中國沒有獨立的外交思想和價值；另一方面，20世紀20年代的職業外交官訓練所灌輸的是威爾遜國際主義思想以及對共產主義的"仇恨"，年輕時期的喬治·凱南也毫無例外地接受了這一套意識形態。雖然，在蘇聯的外交經歷與喬治·凱南信奉的現實主義政治觀很大程度上糾正了這種誇大意識形態的錯誤，但他也只是將意識形態與現實政治在外交決策中的順序加以調換，無法徹底丟棄他對共產主義和東方民族的偏見。而這種偏見，影響了喬治·凱南對中國認識的客觀性和準確性。
除了教育經歷和傳統價值觀的影響，喬治·凱南的摯友戴維斯是他了解現代中國歷史的老師，也是他處理遠東事務時最得力的助手。喬治·凱南關於中國的見解中，可以明顯看到戴維斯的影子，而且這種影響成為喬治·凱南的中國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實上，20世紀40、50年代美國外交決策者對中國的看法普逼受到那一代"中國通"和在華傳教士的影響。
1908年，戴維斯出生於一個在華傳教士家庭，幼年時期在中國四川度過，後來成為20世紀40年代美國政府內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戴維斯魯擔任美國駐華領事館和大使館的外交官，以及盟軍參謀長史迪威的政治顧問，並作為延安觀察團的一員會見中共領袖。這段在華經歷讓他對中國的政治局勢有了更為深入的瞭解。戴維斯字範宣德(Johm Carter Vincent)和謝偉思(John StewatServ-ice)等美國大使館內的"中國通"一樣，都痛恨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和反對美國單方面支援蔣政府。這一立場亦延續到戰後。
1945年到1946年間，喬治·凱南和戴維斯共事於美國駐蘇聯大使館，由此開始了他們兩人一生的友誼。1947年，喬治·凱南人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室後，戴維斯成為他的遠東事務顧問。在冷戰初期關鍵的兩年，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室出臺的中國政策基本都是兩人合作的成果。邁耶教授認為，戴維斯和喬治·凱南在對華觀點上相似之處頗多，比如兩人都是現實主義外交支持者，認為歐洲和亞洲的均勢是美國安全的最好保障，認為美國曆史上的對華政策是感性的、優柔寡斷的和不現實的；他們都看到中蘇在邊境問題上的衝突和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強調不要誇大蘇聯對中國的影響。喬治·凱南關於中國的這些看法，形成於他和戴維斯長期討論和交流中。1947年，喬治·凱南在國家戰爭學院授課時，就已經認識到"共產主義中國並不一定是一個蘇聯的衛星國"，更可能的前景是"如果你讓俄國人獨自留在中國，那麼他們會像數百年來的其他人一樣在這個問題上遭到慘敗。"這一見解就明顯帶有戴維斯的印記。
在麥卡錫主義最猖狂的時刻，戴維斯被指責為導致美國"失掉了"中國的禍手，喬治·凱南頂著巨大壓力為其作證，稱讚他是"一個有著廣博、老練和批判性政治理解力的人，沒有一絲一毫對共產主義分子的恰憫，並且在獻身我們政府的利益方面不亞於任何人"。這也是喬治·凱南自身對華立場的最好總結。喬治·凱南看待中國，較之那一時期美國政府內的大多數人更加溫和，但不是因為思想上的同情或是文化上的理解，而是出於一名美國職業外交官對美國國家利益仔細權衡的結果。1984年，80歲高齡的喬治·凱南仍對好友戴維斯的幫助心存感激，曾採訪過他的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張小明教授說，喬治·凱南對亞洲的瞭解都來自於戴維斯的指教。影響喬治·凱南的中國觀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其國際政治觀，即把國際政治視為一種"現實政治"(Realpolik)，主張決策者以國家利益而非意識形態或道德因素作為國際政治的主要考量。喬治·凱南對現實政治理論的偏愛，源自他早期受到的大學教育和職業外交訓練。他魯學習俄語的柏林大學東方學院，即由俾斯麥建立，現實政治的觀點非常流行，對喬治·凱南產生了終身影響。因此"現實政治"理論是喬治·凱南現實主義外交思想的基礎，也是他思考中國問題時的理論分析框架。
喬治·凱南認為，美國的對外政策必須建立在國家利益和實力的基礎上，依賴權力政治和維持均勢實現外交目標。1951年，喬治·凱南撰寫的《美國外交》集中闡述了他的現實主義政治觀，被奉為美國現實主義政治家的"聖經"。該書認為，美國傳統的對國際事務的處理方法，即"認為通過接受某種法規和制約的體制有可能抑制國際領域中各國政府一些混亂而危險的想法"，是脫離現實而且背離美國利益的。
這種方法假定國際社會由平等的主權國家構成，所有國家都對現有的國際邊界和所處地位"相當滿意"，且存在負責任的國際仲裁和能夠對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採取制裁，這是不可能的。美國人總是"拿自己的標準來衡量別人"，測試他國的政治制度是否符合"民主"概念，而不管其他民族是否適合美國式的民主。這不過是美國的一廂情願，超出了美國的能力範圍，只會傷及自身。因此，喬治·凱南主張應該使用有限的實力保證核心利益，不做不切實際的道德承諾，也不要奢望成為國際榜樣。
喬治·凱南把他的現實主義外交原則同樣應用在對中國問題的思考中。在《美國外交》一書中，他以19世紀末美國提出的"戶開放"政策為例，嚴厲批判了美國曆史上對華政策的理想主義傾向。在他看來，與美國在歐洲的孤立政策不同的是，美國對東方的態度總是缺乏自制。"門戶開放"創造了在美國盛行半個世紀的關於東方事務的"迷思"(myth)，讓美國人把自己當成"那個不如我們幸福、不如我們發達的民族的品德高尚的庇護者、恩人和導師"。喬治·凱南認為，該政策的錯誤在於美國"不願意承認各國的現實力量和願望的確定性和合法性"，"總感到有義務對它們做出道德的判斷"。也就是說，美國在遠東的政策關注點不是承認既有的權力分佈現實，而是試圖改變國際關係格局使之符合美國國內的道德標準。顯然，這種"為實現美國人的觀念所做的努力"，恰是喬治·凱南所推崇的現實主義外交所攻擊的重點。
除了秉持現實主義的外交目標外，喬治·凱南還主張運用現實主義的外交手段——權力制衡———來應對新中國。喬治·凱南設計的遏制戰略，即通過維持歐亞大陸的力量均勢遏制共產主義勢力的"進一步擴散"。他設想在遠東建立防禦地帶，通過防守沖繩、臺灣、菲律賓等關鍵性島嶼來制衡東亞大陸。他認為，美國沒有實力也沒有必要防禦中國。喬治·凱南理想中的遏制政策不是全面出擊型的進攻性防禦，而是有重點的防守性防禦。在他看來"在全世界範圍內擴散美國體制將超出美國的能力"，而美國還"沒有偉大和強大到如此地步，以至於僅憑我們自己就足以征服、改變或經久地臣服所有…··敵對的或不負責任的勢力。"美國只需要利用有限的實力，控制日本和臺灣地區來制衡蘇聯和中國，就能達到遏制的目的。他認為只要美國耐心等待，堅持不懈地支援中國的"鐵托主義"傾向，就能把中國從蘇聯陣營中剝離出來，實現亞洲大陸的力量均衡。可惜，喬治·凱南尋求權力制衡的現實主義手段最終並沒有為美國政府採納，NSC68號檔案旨在全球範圍內對共產主義進行遏制，美軍在朝鮮戰爭中越過"三八線"企圖打破亞洲均勢，干涉越南更是遠遠超出重點遏制的範圍。這一系列決策都違背了喬治·凱南設計的"遏制戰略"的初衷。直到尼克松一基辛格時期，美國重新嘗試在亞洲建立均勢，才回歸喬治·凱南所堅持的現實主義外交模式中。
結 語
喬治·凱南被譽為"遏制戰略之父""冷戰之父"。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魯說"你 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凱南"。外交政策專家威廉·邦迪(William P.Bundy)認為，喬治·凱南在思想上常常"比一般人要超前二三十年"。雖然直接參與美國外交決策的時間不過短短數年，但無論在朝還是在野，喬治·凱南的觀點都不容忽視。特別是他離開國務院後，喬治·凱南對美國外交政策做出的充滿智慧和遠見的評論通過大量的著作、文章、演講和採訪在美國社會廣泛傳播，通過引導公眾輿論繼續影響美國政府。他一生撰寫了近20本著作，兩次榮獲普利策獎，兩次獲得國家圖書獎，同時還是美國曆史學界最高獎項"班克羅夫特獎"的獲獎者。因此，喬治·凱南的中國觀不僅僅是美國外交思想史、特別是現實主義外交思想的重要內容，還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冶戰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並間接影響了那個時代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印象。
教育文化背景、戴維斯的影響以及現實主義國際政治觀是塑造喬治·凱南中國觀的主要因素。喬治·凱南一生都在尋求現實，把國家利益、均勢、權力放在考量的中心，力圖幫助美國政府擺脫對華政策中的理想主義色彩。然而這樣一個現實主義的保守派，依舊無法擺脫美國文化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他的潛在影響。現實主義理論面臨的最大悖論是，它必須承認一個"既有現實"，即美國本身就是一個富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國家"道德一法制"目標已然成為國家利益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是外交精英，也無法擺脫這種文化傳統的束縛。
在這些因秦的綜合影響下，喬治·凱南對中國的看法比同時期的大多數美國人更為客觀、實際，但依舊充斥著文化和意識形態偏見。這使他關於中國的認識過於膚淺，亦不全面，並大大低估中國的潛力及其對世界的影響。1980年短暫的中國之行，雖讓喬治·凱南一度對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刮目相看，還親口承認中國是他"有關世界事務知識結構中的一個嚴重缺陷"。但是喬治·凱南對中國的看法並沒有因此改變。直到1999年，他仍強調要把中國擺在"二等戰略"地位上，不可太過親近，他認為中國人"根本不喜歡"美國人。他對中美關係的未來也一直保持謹慎態度，稱他"看不到中美政府間關係的加強會給我們帶來什麼美好的發展前景"，美國要儘量少與中國接觸，特別是"不要低估貿易問題"，也不要使用人權問題向中國政府施壓。顯然，作為美國現實主義外交的代表與美國"最睿智"的人，喬治·凱南在看待中國時亦無法擺脫意識形態偏見和知識不足導致的侷限。
薦書：《凱南日記——用一百年和美國告別》
本書從凱南8800多頁日記中精選內容，真實再現了眾多重大事件的幕後故事。作為美國最受關注的外交官和外交政策戰略家，凱南在日記中展現了深刻的政治、道德見解和哲學反思。